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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国哲学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。在这部巨著中，他自称为&1dquo;释古派”而与胡适的

  &1dquo;疑古派”相区别。他着力论证了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正统地位。这为他后

  来创立理学思想体系积累了思想材料，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。

  在清华任教期间，冯友兰曾于1o;第八次国际哲

  学会议”，并在大会上作了题为《哲学在现代中国》的学术报告。会后，他又通过

  申请获准访问苏联。他怀着极大的兴和探究事实真相的心理，踏上了苏联的国土。

  冯先生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：&1dquo;关于苏联革命后的情况，有人把它说成是天国

  乐园，有人把它说成是人间地狱，我想亲自去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。”通过耳闻

  目睹，他得出了如下结论：&1dquo;苏联既不是人间地狱，也不是天国乐园，它不过是一

  个在变化中的人类社会，这种社会可能通向天国乐园，但眼前还不是。”（《三松

  堂自序》）冯生先的这种印象是比较真实而不带任何偏见的。他还通过横向比较，

  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：封建社会&1dquo;贵贵”，资本主义社会&1dquo;尊富”，社会主义社会

  &1dquo;尚贤”。回国后，冯先生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了两次正式演讲。一次是漫谈苏

  联见闻；另一次是在北大哲学系，以&1dquo;秦汉历史哲学”为题，提出了以历史唯物主

  义的某些思想为基本要素的&1dquo;三统五德论”，集中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，

  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，这次讲演引起了官方的怀疑与不满。次年十月

  底十一月初，他竟被国民党政府警方视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、审讯。国民党此举

  引起全国哗然，人们纷纷提出抗议。迫于全国的民主势力，冯在被关押、审查数天

  后，遂被释放。对于这次事件，鲁迅先生曾在一封书信中愤然说到：&1dquo;安分守己如

  冯友兰，且要被逮，可以推知其他了。”（《鲁迅书信集》）这次事件对冯的震动

  也颇大，但他并未因此而与国民党决裂，而是选择了更加谨小慎微的道路。

  1937年至1946年，是冯友兰学术生涯的关键十年，其理学体系即在此间创制

  而成。

  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后，抗日战争全面展开，清华大学被迫南迁。先迁往湖

  南长沙岳麓山下，后又迁往云南昆明，并与北京大学、南开大学合并，组成西南联

  合大学。冯友兰任联大哲学系教授，兼文学院院长。同当时大多数学者一样，冯友

  兰虽身处后方，却心系国事，常为中华民族之存亡而忧心如焚，感慨凄凉。在暂避

  长沙时，他曾写过这样一诗：&1dquo;二贤祠里拜朱张，一会千秋嘉会堂。公所可游南

  岳耳，江山半壁太凄凉。”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！到昆明后不久，他又为刚创

  立的西南联大写了校歌的歌词，调寄《满江红》：&1dquo;万里长征，辞却了五朝宫阙。

  暂驻足，衡山湘水，又成离别。绝檄移栽祯干质，九洲遍洒黎元血。尽笳吹，弦诵

  在山城，情弥切，千秋耻，终当雪。中兴业，需人杰。便一成三户，壮怀难折。多

  难殷忧国运，动心忍性希前哲。待驱除仇寇复神京，还燕碣。”歌词充分表现出

  作者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和终将战胜日寇、收复祖国失地的信心。他始终有一种不

  可动摇的信念在一直支撑着他，他坚信：有着五千年文明之深厚基础的中华民族绝

  不会灭亡，困厄只是暂时的，很快就会过去，抗日战争胜利之日，就是中华民族及

  其文化复兴之时！正是凭此坚定信念，冯氏更加勤奋地钻研学问，埋著述，潜心

  整理中国传统文化。从1939年起，他先后出版了《理学》、《事论》（194o年）、

  《事训》（194o年）、《原人》（1943年）、《原道》（1944年）、《知

  言》（1o;哲学思想体系，冯先生

  将这些著作总称为&1dquo;贞元之际所著书”或&1dquo;贞元六书”，表示其中华民族一定要复

  兴的坚定信念。关于冯友兰著此六书的深意，他在《原人》自序中曾有明确的表

  述：&1dquo;&1squo;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事开太平’，此哲学家所

  应自期许者也。况我国家民族，值贞元之会，当绝续之交，通天人之际，达古今之

  变，明内圣外王之道者，岂可不尽所欲言，以为我国家致水平，我亿兆安身立命之

  用乎？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非日能之，愿学焉。此《理学》、《事论》、

  《世训》，及此书所由作也。”这充分展现了冯氏的宏大抱负和深切愿望。

  1946年，西南联大因抗战胜利而解散，清华大学亦迁回北京。同年，冯友兰应

  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，赴美作为期一年的讲学，讲授中国哲学史，并将讲稿整

  理成《中国哲学简史》一书由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。在美讲学期间，冯友兰深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