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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到:&1dquo;我在国外讲些中国的旧东西,自己也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了,心里很不
是滋味。当时我想,还是得把自己的国家搞好。我常想王粲《登楼赋》里的两句话:
&1squo;虽信美而非吾土兮,夫胡可以久留?’”1947年,解放战争节节胜利,冯友兰生
怕中国成立后中美断交,于是,婉言谢绝了至亲好友的挽留,毅然决然地返回了
祖国。
1948年秋天,冯友兰回国后,当选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,并被选为院士会议
评议会委员。1949年初,冯友兰辞去本兼各职,专任教授。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
整,他调至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,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组
长,还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常务委员,还先后被选为第二、三、
四、五、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四届全国人大代表。然而,在学术上,冯友兰却很不
顺利。在刚刚解放的195o年,哲学界即展开了对他的批判。在解放初的思想改造运
动中,以及后来的历次反右运动中,冯友兰都当其冲。不但其思想被当作唯心主
义的代表而屡遭批判,其人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成为批斗的重点对象,倍受折
磨。直到1968年秋,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:北大有个冯友兰,搞唯心主义,我
们若要懂点唯心主义,还要找他;还有个翦伯赞,搞帝王将相,我们若要懂点帝王
将相,也要找他,还是让他们当教授,拿薪水。得此&1dquo;特赦”,冯氏才得以离开牛
棚,勉强恢复自由。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,冯家被定为外宾访问的开放户时,才
算过上比较正常的生活。
综观冯友兰解放后的学术活动,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:一是5o—6o年代。在自
我批判的基础上,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,他开始撰写《中国哲学史编》。冯氏后
来回忆说:&1dquo;当时正在提倡向苏联学习,我也向苏联的&1squo;学术权威’学习,看他们
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。我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,努力运用,写了《中国
哲学史编》,出版到第二册,十年浩劫就开始了,我的工作也停了。”(《三松
堂自序》)在这一时期,整个学术界都被一种僵化、教条的学术空气所笼罩,哲学
史研究由于其与政治过于紧密的关系更是如此。一部丰富多彩的哲学史被简化为唯
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,并被图式化地定为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义的历史,冯友
兰身处其时,亦颇受这种氛围的影响。第二阶段是7o年代,代表作为《论孔丘》。
其时,&1dquo;四人帮”为达到个人目的,大搞所谓&1dquo;批林批孔运动”,将哲学史、思想
史的展,简化、歪曲为儒法斗争史,厚诬古人,捏造事实,影射史学达到登峰造
极的地步。一时间,整个学术界风声鹤唳,硝烟骤起。在&1dquo;四人帮”的&1dquo;顺者昌,
逆者亡”的强大政治压力下,许多学术趋尚世风,违心地写了许多应时之作。冯友
兰当时压力极大,他虽然从心底里极为反感&1dquo;四人帮”的那一套,但在&1dquo;要相信党,
相信群众”的思想指导下,也不得已&1dquo;依傍党内的&1squo;权威’的现成说法,或者据说
是他们的说法”而写了《对子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》及
《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》两篇文章在《北大学报》上表。不久,《光
明日报》、《北京日报》即予全文转载,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。1975年,他的
《论孔丘》一书正式出版。书中观点与以前迥然不同。这显然是在强大政治压力下
的违心之作。他后来亦坦诚地说道:&1dquo;我在当时的思想,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,
而有哗众取宠之心,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。”(《三松堂自序》)这既是冯氏个
人的无奈,也是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大悲剧。1972年,身处逆境中的冯友兰
曾赋诗一,其中有云:&1dquo;若惊道术多迁变,请向兴亡事里寻。”对解放后事态纷
坛和自己哲学思想之多变,颇多感叹!
第三阶段是8o年代,随着&1dquo;四人帮”的垮台,思想上的&1dquo;拨乱反正”,尤其是
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,冯友兰迎来了自己的学术春天。经过5o—6o年
代的教训以及7o年代的思想折腾,冯氏决意空所依傍,直陈己见,决意重写中国哲
学史,以舒解胸中积压多年之郁闷。自198o年开始,冯友兰以耄耋之年,展老骥之
志,手握如椽巨,重写《中国哲学史编》,并明确申明只写&1dquo;自己在现有马克
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,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
哲学史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,不依傍别人。”从而真正把自己8o年来对中国哲学及
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、体会写出来,成为一家之言。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,终于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