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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震自幼养成了独立思考、盘根问底的学习方法。当时学子都要读《四书》、
《五经》。《大学》是《四书》之一，宋代理学家极力表彰，朱熹并作《大学章句》，
将《大学》一篇分为经、传两个部分，并移易旧文。从句&1dquo;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”
至&1dquo;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”，朱注云：&1dquo;右经一章，盖孔子之言，
而曾子述之。其传十章，则曾子之意，而门人记之也。旧本颇有错简，今因程子所
定，而更考经文，别为序次如左。”对于朱烹区分经传，虽然有人提出过怀疑，但
五百多年来，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，占据了统治地位，人们也就相信了朱熹
的说法。可是戴震是不相信的。有一天塾师讲授《大学章句》，至&1dquo;右经一章”以
下，戴震问：&1dquo;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？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？”
塾师回答说：&1dquo;此朱文公所说。”又问：&1dquo;朱文公何时人？”回答说：&1dquo;宋朝人。”
&1dquo;孔子、曾子何时人？”&1dquo;周朝人。”&1dquo;周朝、宋朝相去几何时矣？”&1dquo;几二千年
矣。”&1dquo;然则朱文公何以知然？”塾师无法解答，只得夸戴震说&1dquo;此非常儿也。”
的确，戴震小小年纪就敢于怀疑，不盲从，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，这对他后
来倡导朴学、批判权威产生过很大的影响。
戴震读书，有一种&1dquo;每一字必求其义”的习惯。塾师授课，讲以下引文凡见于
《年谱》者不再注出处，凡见《戴震集》者仅注篇名。解前人的传注训诂，戴震往
往不明其义。他不喜欢人云亦云，何况前人传注中往往谬误百出。因此，他要探本
溯源，花了三年功夫穷究近代字书及东汉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，把握了其中的精髓。
在此基础上，他&1dquo;又取《尔雅》、《方言》及汉儒传、注、笺之存于今者参伍考究，
一字之义，必本六书，贯群经以为定诂，由是尽通。”这样，为以后学术、思想更
上一层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&1dquo;先通训诂”成为戴震及其后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治学
方法。
《十三经注疏》卷帙浩繁，达数百万言。可17岁的戴震已能&1dquo;全举其辞”。他
后来对段玉裁说：&1dquo;余于疏不能尽记，经注则无不能倍（背）诵也。”又说：&1dquo;经
之至者道也，所以明道者其辞也，所以成辞者字也。必由字以通其辞，由辞以通其
道，乃可得之。”他曾在给段玉裁的一封信中说：&1dquo;仆自十七岁时，有志闻道，谓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