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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了主观唯心主义的&1dquo;心”的主宰作用，目的是调和二者的分歧。然而，客观唯心
论与主观唯心论虽然同属于唯心论，二者尽管可以相通，但最终仍然是不一致的，
&1dquo;鹅湖之会”曾企图调和朱、6之间的分歧，使之会归于一，结果还是未达到目的，
这就是最好的说明。不过，在吕祖谦自己的思想体系中，则作出了尝试，但在实际
上却是融&1dquo;理”于&1dquo;心”，自然偏向了&1dquo;心学”一边，因为他的基本观点同6九渊
的&1dquo;心即理”的命题及其论证方法基本一致。其不同之点是承认了&1dquo;理”是宇宙万
物的普遍原则，是时空的绝对存在。其与朱熹不同之点，还表现在他更相信&1dquo;天
命”，并且提出了&1dquo;理即天命”的说法。
在吕祖谦的哲学思想中，也包含了一些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成分。
由于&1dquo;吕学”不私一说，其眼界比较开阔，态度比较客观，吕祖谦不仅容纳了
&1dquo;理学”和&1dquo;心学”，同时还吸取了永嘉学派的一些唯物主义思想，如在宇宙万物
生成的问题上，认为万物都是禀受了天地一元之气而产生的。他说：&1dquo;推本原而言
之也，万物无不自天地而生者，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，大哉坤元，万物资生，故曰
万物父母也，人为万物之灵者，一元之气覆冒，初无厚薄，得之全者为人，得之偏
者为万物也。”（《增修东莱书说》卷14）。在理气关系上，吕祖谦主张理不离气。
他说：&1dquo;理之在天下，犹元气之在万物也。&he11ip;&he11ip;气无二气，理无二理。然物得气之
偏，故其理亦偏；人得气之全，故其理亦全。”这里不但承认了理不离气，而且承
认了&1dquo;理”的&1dquo;偏”或&1dquo;全”是由气的&1dquo;偏”或&1dquo;全”来决定的。此外，在形神关
系上，他还坚持了&1dquo;形神相即”的观点。
在吕祖谦的哲学思想中，也包含了一些辩证法思想，例如，他提出了&1dquo;天下之
理必有对”的观点：&1dquo;天下之理必有对，已立则物对，有对则有争。一矜其能，一
伐其功，则争之理存。盖矜伐者，争之对也。”（同上卷3）这里虽然仅仅以一矜一
伐之争说明理必有对，其用意是主张&1dquo;无我”，要求不自以为能，不自以为功，但
他毕竟提出了&1dquo;理必有对”和&1dquo;有对必有争”的观点。在事物的矛盾统一问题上，
他指出了阴阳相互渗透的关系说：&1dquo;向之疑以为怪者，特未能合幽明为一耳；犹阳
之现，阴之伏匿，阳明阴幽，常若不通。及二气合而为两，则阳中有阴，阴中有
阳，孰见其异哉？阴阳和而为而，则群物润，幽明合而为一，则群疑亡。”（《东
莱左氏博议》卷6）
四、注重实际提倡务实致用之学
吕祖谦虽然是一个理学家，但在他的著作中并不只是空谈道德性命。他的学说
一方面是&1dquo;以性命之学起”，并且&1dquo;要以三德三行立其根本”（三德：&1dquo;至德以为
道本”；&1dquo;敏德以为行本”；&1dquo;孝德以知道恶”。三行：&1dquo;孝行以亲父母”；&1dquo;友
行以尊贤良”；&1dquo;顺行以事师长”）的学规，但在另一方面又提倡治经史以致用。
他要求&1dquo;学者当为有用之学”（《左氏东莱博议》卷5）。他的思想有同陈亮事功之
学合拍之处。他晚年与陈亮结为挚友，&1dquo;相互讲论切磋”，颇有共同语言。陈亮说：
&1dquo;亮平生不曾与人讲论，独伯恭于空闲时，喜相往复，亮亦感其相知，不知其言语
之尽。伯恭既死，此事尽废。”（《陈亮集·丙午复朱元晦秘书书》）又说：&1dquo;伯
恭晚岁于亮尤好，盖亦无所不尽，箴切诲戒，书尺俱存。”（同上《又甲申秋书》）
甚至还说：&1dquo;四海相知，惟伯恭一人”（同上）。说明二人交情之深，思想交流甚
密，这对吕祖谦的思想无疑会产生深刻影响。全祖望说：&1dquo;乾、淳之际，婺学最盛。
东莱兄弟以性命之学起，同甫（陈亮）以事功之学起，而说斋（唐仲友）则为经制
之学。考当时之为经制者，无若永嘉诸子，其于东莱、同市，皆互相讨论，嗅味契
合，东莱尤能并包一切。”（《宋元学案》卷6o）吕祖谦的经世致用之学，不仅广
泛吸收了浙东事功学派的思想，同时还包容了唐仲友的&1dquo;学务经世”思想。这说明，
吕祖谦不仅强调&1dquo;要以三德三行立其根本”，同时还强调&1dquo;学以致用”。他说：
前教以三德三行以立其根本，&he11ip;&he11ip;然又须教以政，使之通达政体。&he11ip;&he11ip;故国政
之有中者，则教之以为法；不幸而国政之或失，则教之以为戒，又教之以如何振救、
如何措画，使之洞晓国家之本末原委，然后用之，他日皆良公卿也。后世自科举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