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
第223页（第1页）
在吕祖谦看来，&1dquo;天命”和&1dquo;天理”不仅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，同时也是支
配人类命运的最高主宰力量，人们的一切成败兴亡，通通系于&1dquo;天命”。他说：
&1dquo;天命虽不庸释，然则顺此道即古，逆则凶，吉凶由于顺逆之间，其报应如反掌之
易。天理何常之有，当时时省察，顷刻不忘可也。”（同上卷3）又说：&1dquo;抑不知天
大无外，人或顺或逆，或向或背，徒为纷纷，亦未尝有出于天之外者也。顺中有天，
违中有天，向中有天，背中有天，果何适而非天耶”（同上）。人们的一切言行之
结果，都逃不出&1dquo;天命”。的安排。接着他又说：&1dquo;人言之，即天理之也；人
心之悔，即天意之悔也；人事之修，则天道之修也。无动非天，而反谓无预于天，
可不为太息耶！”（同上）一切人事活动，都和&1dquo;天命”息息相连，就看你是顺天，
还是逆天，顺则安，违则危；顺则昌，违则亡。总而言之，天人是相通的，而这种
相通，又是由天命来决定的。其实，这个观点仍然不过是&1dquo;天人感应论”的翻版。
这种思想，是把人们的封建意识集中地上升为&1dquo;天理”，再把这种&1dquo;天理”说成是
主宰人类社会和人的命运的至高权威，实质上是把封建社会制度之下的伦理道德和
礼乐刑政设施加以神圣化，并赋予绝对权威。应该说，这是天命神权思想在形势
下的特殊反映。就这个方面来说，吕祖谦的理学思想，在理论的精密性上显然不及
朱熹。其实，在社会的精神文明日益进步的形势下，天命神学思想对人民的说服
力无疑是十分脆弱的。
（二）企图调和&1dquo;理学”和&1dquo;心学”的&1dquo;道”&1dquo;心”合一论
吕祖谦一方面在&1dquo;天理”论中把&1dquo;理”或&1dquo;天理”作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和宇
宙万物的总原则，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&1dquo;心”的地位和作用。他的主观愿望是要调
和理学阵营中客观唯心论和主观唯心论的分歧，但其结果则是通过这种调和而通向
了主观唯心论。
先，他把作为宇宙本体的&1dquo;理”（天理）和进行思维活动而产生意识的&1dquo;心”
都说成是&1dquo;纯乎天”的主宰者。他说：&1dquo;问心与性何以别？答曰：&1dquo;心犹帝，性犹
天，本然者谓之性，主宰者谓之心。”（《遗集·杂说》）这就把人的心、性同
&1dquo;天”、&1dquo;帝”联系在一起了。根据此种看法，吕祖谦明确地认为，天命和人心完
全一致。他说：&1dquo;圣人之心，即天之心；圣人之所推，即天命也。&he11ip;&he11ip;此心此理，
盖纯乎天也。”（《增修东莱书说》卷3）这样一来，他就把主观的&1dquo;心”和心外的
&1dquo;理”融为一体了。由此类推，他又进一步提出了&1dquo;心即道”的命题。他认为，
&1dquo;道”是无条件的：&1dquo;道无待，而有待非道也。”&1dquo;心与道，岂有彼此可待乎！心
外有道，非心也，道外有心，非道也，&he11ip;&he11ip;圣人之心，万物皆备，不见其为外也。”
（《东莱博议》卷2）
其次，他又根据天人相通的观点来说明&1dquo;心”和&1dquo;理”的一致性。吕祖谦说：
&1dquo;圣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，天地之中，一物顺理，无非所以吾之良心；一物不顺
理，无非所以警吾不善之端也。”（同上卷4）这里所讲的&1dquo;心”和&1dquo;理”的一致性，
主要是指圣人之心同天理的一致性。因为&1dquo;圣人之心即天之心”。为了说明这个观
点，他根据孟子&1dquo;万物皆备于我”的主观唯心论进行了如下论证：
圣人备万物于一身。上下四方之宇，古今往来之宙，聚散惨舒，吉凶哀乐，犹
疾痛菏痒之于身，触之即党，平之即知。清明在躬，志气如神；嗜欲将至，有开必
先。仰而观之，荧惑德星，囗枪枉矢，皆吾心之见也。价而察之，醴泉瑞石，川
沸山鸣，亦吾心之见也。”（《东莱博议》卷2）
对于一般人来讲，要使心与理相通，则是不容易的，所以吕祖谦又说：&1dquo;告君
子以理，告众人以事，所谓众人者，见形而后悟，按迹而后明，遽可理晓也。”
（《东莱左氏博议》卷2）圣人之外的人，也有&1dquo;君子”和&1dquo;众人”之分，前者是有
道德、有智慧的明白人，对他们可以告之以理，就可受到启悟，对&1dquo;众人”来说，
只能告之以事，因为他们的道德和智慧低下，不能直接领悟事理，只能依据事实
（形、迹）说话，才能使他们明白该怎样做、不该怎样做。这种说教，比起&1dquo;民可
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的愚民政策固然有所进步，但仍然是圣贤史观的表露。
综上所述，吕祖谦的理学思想，既肯定了客观唯心主义的&1dquo;理”本体论，又强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