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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在性格上&1dquo;其直如矢而归之不止”，言行如一，怎样说就怎样做，只要认为是应该

  做的，坚决做到底。在生活上养成了崇尚节俭的美德；不讲奢华，不贪而好利。这

  些品德在他一生的行事中都有据可查。

  司马光的忧国忧民思想也是很突出的，他所忧的国虽是皇帝的国家，但他所忧

  的&1dquo;民”主要还是封建统治下的劳苦大众们，作为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，

  他当然不会懂得劳苦大众的苦难根源，但他反对杀鸡取卵的暴政，反对贪污腐败，

  对生活于苦难之中的下层劳动者有一定的同情。他死后，黄庭坚有挽联云：&1dquo;平生

  两无累，忧国爱元元”，是比较符合实际的。《资治通鉴》就是本着&1dquo;叙国家之盛

  衰，系生民之休戚”，&1dquo;穷探治乱之迹”的精神编写出来的。

  在对待王安石变法上，司马光是反对派。对这个问题也应当实事求是进行具体

  分析。王安石的变法运动确实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，但他作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

  下的一位大政治家，其所制订和实行的变法目的，同样是出于从地主阶级根本利益

  的着想，这一点上，同司马光并无区别。两人都具有忧国忧民之心，希望通过改革

  弊政来做到国富民安。他同王安石在变法问题上的分歧只是在同一目标下的不同方

  法的争论。司马光说：&1dquo;光与介甫趋向虽殊，大归则同。”（《传家集》卷6o，

  《与王介甫书》）王安石也说他与司马光&1dquo;议事每不合，所操之术多异故也。”

  （《王临川集》卷73）司马光也不是顽固的保守分子，其实他先前也曾提出过许多

  主张变更旧制，革弊政的意见，如认为&1dquo;世变风移”，不能&1dquo;因循旧贯，更成大

  弊”（《传家集》卷27，《论皇城司巡察亲事官札子》）。他还批评过英宗&1dquo;动循

  旧例，不顾事情”（《传家集》卷36，《上皇帝书》）。不可否认，司马光说过

  &1dquo;祖宗之法不可变”的话，但他并不主张消极地维持现状，他只是要求对改革持慎

  重态度，对不合时用的旧制度进行&1dquo;损益”，要&1dquo;精心审虑”（同上），不应大

  刀阔斧，只能逐渐改善。他在给王安石的信中说：&1dquo;夫议法度以授有司，此诚执政

  事也，然当举其大而略其略，存其善而革其弊，不当无大小，尽变旧法以为奇也。”

  （《司马温公文集》卷1o，《与王介市第三书》）

  在变法问题的争论中，司马光和王安石都主要是为解决国家财政困难着想，但

  王安石着眼于&1dquo;开源”，司马光着眼于&1dquo;节流”，两人都没有提出如何推动生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