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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也。知经而不知权，不知经者也；知权而不知经，不知权者也。

  这里，他把&1dquo;经”&1dquo;权”关系表述得极为明白深刻，从而使这一对范畴具有普

  遍性的方法论意义。&1dquo;经”是原则，&1dquo;权”是实现原则的途径，&1dquo;经”者常也，

  &1dquo;权”者变也，死抱教条而不知变革，与离开原则的变革，都是柳宗元所反对的。

  正因为有方法论作指导，柳宗元在政治实践中主张变革，在学术思想上提倡怀疑，

  兼收并蓄。

  柳宗元又把&1dquo;大中之道”称为&1dquo;圣人之道”，把&1dquo;立大中”与&1dquo;去大惑”相对。

  他认为以怪力乱神来治民是&1dquo;大惑”，必须予以抛弃，而应代之以&1dquo;中道”。柳宗

  元否定了&1dquo;天人感应论”不合圣人之道后，力图按儒学的原始精神重建&1dquo;人学”。

  他说：&1dquo;圣人之心，必有道而已矣，非于神也，盖于人也。”[注]他认为，&1dquo;圣人

  之道”应该&1dquo;利于人，备于中”，直接解决现实社会政治问题。他说：

  圣人为数，立中道以示于后，曰仁、曰义、曰礼、曰智、曰信，谓之五常，言

  以为常行者也。（《时令论》下）

  &1dquo;中道”的具体内容是五常，是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的、与人伦日用相联系的

  规范，而不是什么&1dquo;天道”，不存在&1dquo;天人交感”。五常之中，&1dquo;仁义”是根本和

  核心。因此他说；

  圣人之所以立天下，曰仁义。仁主恩，义主断，恩者亲之，断者宜之，而理道

  毕矣。（《四维论》）

  而道、礼、诚、信则是&1dquo;皆由其所之而异名”，是&1dquo;仁义”原则的不同表现。

  这些原则具有永恒性与普遍性，自尧舜直到孔子都是如此。

  &1dquo;中道”具体见诸行事，则应该&1dquo;凡其（民）所欲，不竭而获；凡其（民）所

  恶，不祈而息”（《贞符》），应该照顾到百姓的愿望，适当满足他们的要求，也

  就是要&1dquo;以百姓之心为心”，实行宽松的仁政，&1dquo;克宽克仁，彰信于民”，以取得

  百姓的信任。特别是作为政府的官吏，应该以商代的贤相伊尹为榜样，&1dquo;心乎生民”，

  时刻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[注]，实行&1dquo;讼者平，赋者均，老弱无怀诈暴憎”的爱

  民之政。做到&1dquo;自天子至于庶民，成守其经分，而无有失道者”，这就是&1dquo;和之至”，

  也就是&1dquo;道达于天下矣”（《守道论》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