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氏。”[注]
在解经时,他们大胆对三传的经说提出质疑。如《纂例》卷2释&1dquo;望”,6淳记
赵匡说:
三望之名,公羊云泰山、河、海也,而左氏、谷梁无其名。说左氏者云&1dquo;分野
之星及封内山川”,说谷梁者云&1dquo;泰山、淮、海”。据礼篇云,诸侯祭名山大川在
其封内者,而不言星辰,又淮海非鲁之封内。公羊云山川不在其封内则不祭,而云
祀河、海,则三家之义皆可疑也。对三传及各注家之说,不盲从,经过自己的考证,
得出了自己的判断,说明三传不可尽信。
除了批评&1dquo;三传”之外,啖助等人对两汉以来释&1dquo;三传”者也进行了抨击。在
当时学术界中,《左传》杜预注,《谷梁传》范宁注,《公羊传》何体注最为流行。
要否定前人的失误,就先要向杜、范、何三家开火。啖助等人认为,注疏之学
&1dquo;虽因旧史,酌以圣心,拨乱反正,归诸王道,三家之说俱不得其门也”,即三家
没有找到正确的途径,去理解圣人的深意,在注解过程中纠正误说,以&1dquo;王道”作
为指归。他们进而指出:&1dquo;两汉专门,传之于今,悖礼诬圣,反经毁传,训人以逆,
罪莫大焉”[注],他们对传注的批评可谓够严厉的了。
再次,啖助等人在指出了&1dquo;三传”及注疏的失误后,得出结论说:&1dquo;传已互失
经指,注又不尽传意,《春秋》之义几乎泯灭。”三传没有把握&1dquo;圣人”作经的宗
旨,而注疏又没有挥出三传的大意,致使《春秋》的真正目的被掩盖了。因此,
他们要舍弃传注、直求经意。他们认为,《春秋》经文并不像有的传注者理解的那
样&1dquo;文义隐密”,如果这样的话就无人能解了。啖助说:
《春秋》之文简易如天地焉。其理著明如日月焉。但先儒各守一传,不肯相通,
互相弹射,仇雠不若,诡辞迂说,附会本学,鳞杂米聚,难见易滞,益令后人不识
宗本,因注迷经,因疏迷注,党于所习,其俗若此[注]。
传注者把本来&1dquo;简易著明”的一部《春秋》经弄得晦涩难懂。不仅如此,《春
秋》一经而分三传,每传自两汉以来又各有许多家注,注又有疏,强调&1dquo;疏不破注”,
不离师说,家法、师法门户之见很深,各家各派互相攻击,搞乱了人们的视听。平
心而论,啖助等人对两汉以来经学的批评是有道理的。经学作为官方扶持的学术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