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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种防范和驯化措施。孔颖达还进一步从自然界的秩序性和动物的嗜欲现象中，找到

  了礼义精神的客观依据，论证礼的产生渊源悠远。他说：&1dquo;物生则自然而有尊卑，

  若羊羔跪乳，鸿雁飞有行列，岂由教之者哉！”尊卑秩序是生物的本性，而事物生

  来就有秩序，&1dquo;三才既判，尊卑自然而有”。可见，礼有其客观必然性。那么儒家

  所研习的礼又产生于何时呢？他说礼的产生有一个展过程：&1dquo;播黍则大享（礼）

  之滥觞，土鼓（乐）乃云门（舞）之拳石（基础），冠冕饰于轩（黄帝）初，玉帛

  朝于虞（舜）始；夏商革命，损益可知；文武重光，典章斯备。泪乎旦姬（周公），

  负囗临朝，述曲礼以节威仪，制周礼而经邦国。”据《礼记》所载，燔黍、土鼓都

  是神农时代的礼乐。神农与黄帝、尧舜都是上古军事民主制时期领，属于氏族社

  会。孔颖达把中国传统礼乐远溯于原始社会，这是合乎民俗学研究结果的。他考察

  了五礼产生过程，说尊卑之礼起于遂皇，嫁娶嘉礼始于伏羲，祭礼吉礼起于神农，

  至黄帝，吉凶军宾嘉五礼备，然而形成制度，定为典则，则在周公辅成之时矣。虽

  然一鳞半爪未免牵强，但说礼制产生是逐渐完备的，则见识过人。在谈礼的功能时，

  孔颖达综合旧说，从声训的角度训释说：&1dquo;礼，体也，履也，理也。”体是体用之

  体，即根本法则，统之于心；履即实践，即体用之用，指礼节仪文指导实践；理即

  治，指礼具有使天下走向大治的功能。具体地讲，《周礼》属于体，是经邦治国之

  大经大法；《仪礼》属于履，是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。也就是文献所谓&1dquo;经礼三百

  （周礼），曲礼三千（仪礼）”。经之与曲，体之与履，一大一小，一简一繁，各

  有专主，相辅为用。至于三礼的作者，孔颖达明确认为：&1dquo;周公所制之礼则《周官》

  （周礼）、《仪和》也。”孔子的功劳，则是在礼坏乐崩的春秋时期&1dquo;订礼正乐”。

  《礼记》则是孔子弟子&1dquo;七十二之徒共撰所闻”，其中&1dquo;或录旧礼之义，或录变礼

  所由，或兼记体履，或杂序得失”，《礼记》是礼乐原理的理论阐述，无怪乎孔颖

  达要取它来代表&1dquo;礼经”了。

  孔颖达论《春秋》说：&1dquo;《春秋》者，纪人君动作之务，是古史职之书。”

  （《春秋正义序》，下同）《春秋》就其本源上讲，不外乎史官记事的史书。然而

  记事之中有书法存焉，那就是褒善贬恶，而褒贬的标准则是礼义，故《春秋》即是

  礼乐原理的具体运用。通过叙事来寓褒贬，通过褒贬来宣传礼法，这就是《春秋》

  的主题思想。孔颖达说：春秋之时，&1dquo;下陵上替，内叛外侵，九域骚然，三纲遂绝”，

  阶级矛盾，民族矛盾，社会治安，伦理道德，无一不尖锐对立，十分混乱。孔子生

  逢乱世，心怀大圣，&1dquo;想垂之以法则无位，正之以武则无兵，赏之以利则无财，说

  之以道则不用”，读书人一无所有，只有将满腔热情与愤懑诉诸端，著书立说以

  存其正论。因鲁史所记多有得失善恶之行，故依据经法来一一加以绳正，予以褒贬。

  他的褒贬十分贴切准确，令人信眼，&1dquo;一字所嘉，有同华衮之赠，一言所黜，无异

  萧斧之诛！”真是威力无比，一枝秃胜过十万雄兵！

  自从孔子死后，对六经的论述虽然时见载籍，但都没有孔颖达评说得这样全面

  具体、影响深远。郑玄、王肃遍注群经，容或有较系统的论述（如郑氏《六艺论》），

  但现在大都失传，不像孔氏诸说保存完整。自从唐代将《五经正义》颁行天下后，

  迄至北宋数百年间，孔颖达那平实详正的经论便成为后学诸儒奉行的正统理论，即

  使后代已重订《五经大全》，《五经正义》的观点也常常作为传统的说法来加以引

  证。它跨宋逾明，直到清朝，仍然作为《十三经注疏》中的主体内容刊刻不绝。如

  果要考察中国古籍的版本之最，《五经正义》毫无疑问将雄居榜。其行之广，

  影响之深，已远远出了唐统治者统一经说以利科举考试的初衷，进而对整个中国

  经学的统一和规范工作作出了特殊贡献。当然，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，书也无尽善

  尽美之作。尽管《五经正义》已经经过通人指责、复审考校，但仍然难免小疵。前

  人常指责正义的失误有三：&1dquo;曰彼此互异，曰曲徇注文，曰杂引谶纬。”（皮锡瑞

  《经学历史》）曲徇注文，指正义完全以注文之是非为是非，凡注文所言，必尽量

  反复为之疏通证明，有时甚至对错误的注解也不加驳证，反而曲为之说。这当然不

  合乎科学精神，但是疏家之义，本不破注，更不驳注，因此皇侃为《礼记》郑玄注

  作疏，时规郑失，孔颖达反而讥他&1dquo;狐死不其丘，叶落不归其本”（《礼记正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