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尺，诸子是王充阐明道理的佐证。主次清楚，重心明了。为了申说其重儒贵学的思
想，王充专门写下了《程材》、《量知》、《谢短》、《效力》、《别通》、《
奇》、《状留》七篇文字，还在《非韩篇》中申说了相同的观点。王充贵儒主要从
事业、道德、才能三个方面来说明的。先，王充认为，儒者有高尚的事业追求：
儒生以五经为业，文吏以簿书为事。五经是讲大道，求真理的；簿书只是处理具体
事务的。《周易》说：&1dquo;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”儒生所求的道即形
而上的道，具有原则、规律和真理的性质。文吏所事的簿书即形而下的器，只是具
体的办事方法。以此见道比器高，道本事末，儒生的事业自然比文吏高尚得多。他
不止一次地反复强调：
五经以道为务，事不如道，道行事立，无道不成。然则儒生所学者，道也；文
吏所事者，事也。
儒生治本，文吏理末，道本与事末，定尊卑之高下，可得而程矣。（《程材》）
以儒生修大道，以文吏晓簿书，道胜于事，故谓儒生颇愈文吏也。（《谢短》）
韩非轻仁义，重耕战，认为儒生&1dquo;不耕而食”，至斥为&1dquo;五台”之一。又将儒
生比为鹿，有用之吏比为马，说世有千金之马，以其有用也；而无千金之鹿，以其
无用也。遂认定儒生为无用。王充针锋相对地指出：韩非只知以鹿马喻，而不知以
冠履喻。儒者如冠，有用之吏为履，其高低贵贱不言自明。儒生讲求的道，在当时
社会具体讲就是仁义，仁义是维系社会机制有秩序、有等级地运行的保证。故&1dquo;仁
义至重，不可弃也”，&1dquo;儒为道官（明道之官）之吏”，不可弃也。他说：
儒生，礼义也；耕战，饮食也。贵耕战而贱儒生，是弃礼义而求饮食也。使礼
义废，纲纪败，上下乱而阴阳缨，水旱失时，五谷不登，万民饥死，农不得耕，士
不得战也。（《非韩》）
王充认为&1dquo;国之所以存者，礼义也。民无礼义，倾国危主”。儒生讲求大道，
阐明礼义，为维护统治秩序服务，他们以身作则，&1dquo;重礼爱义，率无礼之士，激无
义之人。民知礼义，爱其主上”，这是保证统治者得以实现其统治的要前题。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