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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，在朱熹看来，道是第一性的，是物得以生成的根据、本原；道在器先，道本器
末，道决定器。这种唯心主义的道器论在宋明理学中占居统治地位达数百年之久，
从无异辞。对此，王夫之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，廓清迷雾，就道与器之间的关
系作出了唯物主义的总结。他在《周易外传》中说：&1dquo;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
谓之器，统之乎一形”，道和器乃是统一在&1dquo;一形”之中的；&1dquo;上下者，初无定界，
从乎所拟议而施之谓也”，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也不存在一个凝固不变的分界，它
们之间的区别本来并且始终都是相对的，是人们观察事物、思考问题时因角度不同
&1dquo;从乎拟议而施”的，因此，&1dquo;上下无殊畛，而道、器无易体，明矣。”（卷5《系
辞上》）王夫之还进一步指出：&1dquo;天下唯器而已。道者，器之道；器者，不可谓道
之器也”，由此推导出必然的结论：&1dquo;无其器，则无其道”（同上）。器是体，道
是用，器为本，道为末；规律是从属于事物的，却不能说事物是&1dquo;规律的”事物，
&1dquo;洪荒无揖让之道，唐虞无吊伐之道，&he11ip;&he11ip;未有弓矢而无射道，未有车马而无御道”，
在证明&1dquo;无其器则无其道”，&1dquo;据器而道存，离器而道毁”（卷2），因此，&1dquo;君子
之道，尽夫器而已”（卷5）。这就是说，充塞天下的只有具体事物（器）、规律
（道）就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，离开具体事物，也就无所谓&1dquo;道”了；只要&1dquo;尽夫
器”，把具体事物认识研究透彻，&1dquo;则道在其中”，就可以掌握规律。通过以上论
述，王夫之大致理清了道和器之间的关系：天下唯器，器体道用，道不离器，道在
器中。他的这一认识远远高于前辈及同时学者，代表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最
高水平。
王夫之所建立的哲学体系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，他在一定的程度上做到了将
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相结合，从而将中国古代自老子以来的辩证法思想展
到一个的高峰。比如，他认为物质是不生不灭的，&1dquo;未尝成，亦不可毁”（《正
蒙注·太和篇》，下引同），一车薪之火，一烈已尽，而为焰、为烟、为烬，木者
仍归木，水者仍归水，土者仍归土，特希微而人不见尔”；所以，对于物质，只能
&1dquo;曰往来，曰屈伸，曰聚散，曰幽明，而不曰生灭”，&1dquo;器”（物质）无所谓生，
也无所谓灭，有的只是其存在形态的不同，即往来、屈伸、聚散、幽明等等变化；
&1dquo;生灭者，释氏之陋说也”，佛家的这种说法是讲不通的、难以服人的，如果有灭，
灭到哪里去了？&1dquo;太极浑沦之内，何处为其翕受消归之府”？有生，那么&1dquo;太虚之
内亦何从得此无尽之储，以终古趋于灭而不匮耶？”王夫之还认为，一切事物都是
运动变化、生生不已的。他说：&1dquo;动为造化之权舆”（《正蒙注·大易篇》，下引
同），运动为事物之始，&1dquo;不动则不生，由屈而伸，动之机为生之始”；而且，这
种运动是绝对的，&1dquo;夫天之生物，其化不息”（《尚书引义·大甲》），&1dquo;若欲求
其不动者以为泰，是终古而无一日也”（同上书《益稷》），静止则是相对的，而
且，动与静对立统一，动静互涵，&1dquo;静以居动，则动者不离乎静，动以动其静，则
静者亦动而灵”（《正蒙注·大易篇》），&1dquo;方动即静，方静旋动；静即合动，动
不舍静”（《思问录外篇》）。所以，王夫之认为运动不外乎&1dquo;动动”和&1dquo;静动”
两种形态，静是&1dquo;静动”而非&1dquo;不动”：&1dquo;止而行之，动动也；行而止之，静亦动
也，一也”（《正蒙注·太和篇》），由是而作出结论：&1dquo;动静皆动”。可以毫不
夸张地说，王夫之的有关论述及结论是中国古代动静观的最高理论思维成果。在王
夫之的哲学体系中，宇宙也在不断展变化。他说：&1dquo;天地之化日。今日之风雷
非昨日之风雷，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”（《思问录外篇》），修正了
张载的&1dquo;日月之形，万古不变”的说法；并且认为这种展是&1dquo;故相推，日生不
滞”（《尚书引义·太甲》），是&1dquo;荣枯相代而弥见其”（《正蒙注·大易篇》），
从而得出变化日、&1dquo;世益降，物益备”的展观；并且由此引申，如果不顺应这
一展规律，&1dquo;守其故物而不能自，虽其未消，亦槁而死”（《思问录外篇》），
这其实也是对明末腐败政治的沉痛总结。
在哲学领域，王夫之还有许多观点都是富于创见的。他的《相宗络索》从唯识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