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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监。更为可笑的是，东汉班固作《汉书·古今人表》，将老子列为第三等，唐代升

  为一等，并号老子妻为先天太后。塑像时还把孔子像侍于老子之侧。三教序位为道

  教在先，儒教为次，释教为未。唐玄宗还亲自为《老子》作注，颁之全国，下诏要

  求&1dquo;士庶家藏一本，劝令习读，使知指要”[注]。唐代很多帝王还迷信道教长生术，

  服食炼丹，对唐代政治、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危害。

  其次，面对异质文化的威胁，儒家学说在此时逐渐显得苍白无力，缺乏应战能

  力。

  先秦儒学展到汉代，经董仲舒等人的改造，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取得了独尊的

  地位。但这是以牺牲它的活力为代价的。以章句训诂为主要形式的繁琐方法代替了

  对儒家义理的挥。而佛、道二教展到唐代，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。特别

  是佛教关于心性义理之探讨，较之变得刻板枯燥的儒学，对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的吸

  引力。而佛教的来世说、轮回说，道教的长生术、神仙说，不仅招来了大批士大夫

  信徒，对于生活社会底层的广大劳苦大众，也无疑是一种精神安慰剂。因此，寺观

  香火之兴盛，与孔门气氛之冷落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尽管唐太宗、高宗钦定的

  《五经正义》被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，并集汉以来注疏学之大成，促进了经学的统

  一，但并没有形成一个足以与释、老抗衡的儒学理论体系。唐代经学只不过承继

  了南北朝以来的繁琐方法。高宗、则天之后，偏重进士词科之选，明经一目仅为中

  材以下进身之阶，为人所不齿。所以到韩愈时代，已全失其社会政治地位。因此，

  经学统一对儒学在文化意义上的复兴并无多大的作用。

  儒家文化在韩愈时代大体上面临着上述两个紧迫的危机。据《全唐文》卷735韩

  门弟子沈亚之《送洪逊师序》：

  自佛行中国以来，国人为缁衣之学，多几与儒等，然其师弟子之礼，传为严专。

  到于今世，则儒道少表，不能与之等矣。

  同书卷686皇甫提《送孙生序》也说：

  浮屠之法，入中国六百年，天下臀而化。其所崇奉乃公卿大夫。

  则当时士人多信佛，足见中国文化危机之深。韩愈受时代召唤，先举起了复

  兴儒学的大旗。他的努力的目的是要唤起士大夫群体自觉，以儒家之道而不是以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