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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承认差别和等级，还不算儒家的独到之处，因为法家也承认等级。儒法两家的等级观，其不同之处在于：法家只看到等级之间的对立，主张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残酷压迫和横蛮专政，其结果只会扩大阶级对立的裂痕，对立的阶级两败俱伤，导致社会统一体的崩溃。与此相反，儒家既看到差别，也看到不同阶级之间的同一性，强调各等级的和谐相处。儒家认为，在等级社会中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、权、利——权利和义务，这就是名份（或简称&1dquo;名”）。儒家号召不同等级的人，各安其份，各尽其职。各行其权，各享其利，这就是&1dquo;名符其实”。每个人都在社会舞台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，这样环环相扣，丝丝相联，社会处于协调展的状态，各阶级阶层也就相安无事，和睦相处。否则，秩序就会错乱，社会统一体就难以维持。这就是孔子在乱世之中，要汲汲于&1dquo;正名”的原因。儒家在论证这些等级名份时，贯穿着由上而下自觉自律的原则，一切相对待的社会关系中，权利和义务都是对等的。孔子要求&1dquo;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，《左传》提出&1dquo;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”。孟子提出&1dquo;君臣有义，父子有亲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”。儒家特别强调上级对下级的表率作用，认为为政就是统治者自己做表率、进行身教的过程——&1dquo;政者正也”。以君臣关系为例，孔子说&1dquo;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”；孟子说：&1dquo;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；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；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。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君臣关系尚且如此，社会关系、人伦关系也莫不如是。因此孔子告诫统治者：&1dquo;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风必偃。”&1dquo;子率以正，孰敢不正？”只有在上者尽了本份，做好表率，天下人才会从风而靡，向风而化。社会各阶层（甚至各部门）都恪守职份，社会就会协调展，人们就生活于和谐的机制之中。否则，在上者不能尽职尽责，名不符实，这就是&1dquo;名不正”。如果&1dquo;名不正，则言不顺；言不顺，则事不成；事不成，则礼乐不兴；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中；刑罚不中，则民无所措手足&he11ip;&he11ip;”，社会就处于混乱之中。可见社会的和谐安定与否，端赖于统治者是否尽职尽责，是否为人正派。

  天人关系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、生民与鬼神的关系。世人都说中国人是崇尚理性思维的民族，但是根据人类认识的规律，我们不能排除中国的先民们曾经有一个迷信鬼神的时代。那时&1dquo;民神杂揉，不可方物”，人事与鬼神混淆，冥冥中的神常常干涉世俗的生活，但中国人很早就改变了这一状态。据《国语》、《大戴礼记》、《汉书》等文献记载，颛顼氏命重、黎分主天地神人，&1dquo;绝地天通”，划清神人界限；并且初订历数，规摩天道。这一工作，在尧时又得到巩固，《尚书·吕刑》篇对此作了清楚的追述。其时间大概在公元前23、前22世纪之间。早在四千多年前，中国的圣哲们就力图将人类从神鬼婢女、天地奴仆的状态下解放出来，初露理性思维的曙光。这在世界认识史上也是罕见的奇迹。

  不过颛顼、帝尧对天地神人的态度，只作了理智的选择，并无理性的论证，故后世对天地神鬼的认识常有反复。孔子说：&1dquo;夏人尊命，事鬼敬神而远之”；&1dquo;殷人尊神，率民以事神”；&1dquo;周人尊礼，事鬼敬神而远之。”（《礼记·表记》）就是证明。正是儒家继承了历史上的理性精神，对人与鬼神、人与天地的关系作了理论阐述，才使中国的理性思维形成定势，成为传统。关于神鬼问题，从孔子开始，中国儒家就抱着理智对待、谨慎处理的态度，《论语·述而》&1dquo;子不语怪力乱神”一语可以尽之。子路问事鬼，孔子曰：&1dquo;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。”问死，孔子曰：&1dquo;未知生，焉知死。”（《先进》）但孔子又重视&1dquo;丧、祭”（《尧曰》），主张&1dquo;祭神如神在”（《八佾》）。其原因不在迷信鬼神，而在于&1dquo;神道设教”——利用世人普遍接受的形式寓教其中。从此，神鬼丧祭之礼，不过作为报本和感恩的形式、兴礼寓教的手段，保存于文化活动和社会习俗之中，并不曾引起儒者的真正沉醉和倾心。

  关于天人关系问题，儒家亦作了理智思考。儒家思考天人关系时，常常使用&1dquo;天道”、&1dquo;天命”两个概念。天道即天之道，从孔子开始即将天视为物质性的天，将天道视为自然的规律性。《论语·阳货》载孔子将天描述为无言无为、四时运行、生成万物的实体；《礼记·哀公问》孔子解&1dquo;天道”为永恒性（&1dquo;相从不已”）、必然性（&1dquo;不闭其久”）、自然性（&1dquo;无为而物成”）和普遍性（&1dquo;已成而明”）；孟子更明确地指出：&1dquo;莫之为而为者天也，莫之致而至者命也。”（《万章上》）天道就是天地生成万物的必然性和客观性。荀子则充分挥了天道自然说，在《天论篇》中高举起&1dquo;天行有常”、&1dquo;制天命而用之”的旗帜，表现了人类不仅要脱自然的束缚，而且要利用自然规律以为我用的雄心！此后，将天道视为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，成了中国儒家认识宇宙的主流。儒家认识了&1dquo;天道的客观性，并未得出天人无关、甚至天人对立的结论。而是认为天和人是相关的、亲和的，这种亲和即体现在对&1dquo;天命”的阐述上。天命，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名词，儒家以前的&1dquo;天命”一词，多表现为&1dquo;天之命令”之意，故&1dquo;天命”又作&1dquo;天令”。从孔子以后，儒家把天命解释为天道赋予人的某种禀赋：《大戴礼记》说：&1dquo;分于道谓之命，形于一谓之性。”（《本命》）《礼记》说：&1dquo;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。”（《中庸》）天命来源于天道而又作用于人；天命形成了人的个性就是&1dquo;性”；而统率人性的无非天道。天命是人文化了的天道，天命就是联系人性和天道的枢纽。在儒家看来，人是天地的产儿，人性中存在天道（或称&1dquo;天理”）。人从自性中就可以窥见天理。孟子说尽心知性以知天；《中庸》说尽人之性以尽物之性，宋儒&1dquo;存天理”，明儒&1dquo;致良知”&he11ip;&he11ip;都是从这一思路深化开来的。知性不仅可以知天，而且可以实现人性的永恒价值。孟子说尽心知性而知天，人性与天道一体，人可以&1dquo;上下与天地流通”；6九渊进而提炼为&1dquo;吾心便是宇宙，宇宙便是吾心”的命题——我就是天，天就是我，天人本是一体。《中庸》甚至认为尽人之性可以尽物之性，&1dquo;能尽物之性，则可赞天地之化育”，&1dquo;能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矣”。人由知性到知天；由知天到与天一体；由天人一体进而实现协助天地化育万物、与天地同功齐能，这就是不朽。于是人从一个渺小的生物，转化成了永恒的、伟大的精灵了。尽心知性以知天，进而赞天地化育，这是&1dquo;天人合一”的最高形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