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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徐馨宁从洗脸架后面墙角拿出一个白色搪瓷盆，去接了点自来水，又兑了点暖水瓶里的热水。顺手从门后面的挂钩上拿了块白布，她把盆放到地上，过来就要脱徐宁玉的棉裤。

  “？！”徐宁玉惊了，“我是男孩子，自己洗。”他一手护着裤子，奋力抢过白布，然后用力把搪瓷盆拉到厨房那边，用墙挡着，“姐，你不要看。”

  徐馨宁抿嘴直笑：“小弟，你才这么点大，怎么突然这么封建了？”见小弟瞪着自己，她好脾气地转过身：“好吧，我不看。”心里还是有点奇怪：“你今天怎么突然想起来了，昨天也是我给你洗的呀？”

  徐宁玉一僵，随口解释：“反正我长大了，以后都我自己洗！”飞快给自己洗干净，迅提上小裤子：“洗好了。”

  徐馨宁笑着过去端起盆，把脏水倒进厨房角落水泥砌的脏水池，又换了盆热水来给小弟洗脚。她蹲下来认真给徐宁玉搓洗小脚丫，也不嫌脏。

  徐宁玉倒是想自己洗，可他穿得棉袄太厚了，根本没法弯腰。抢了布自己把脚擦干净，他赶紧趿拉着棉布拖鞋进了卧室，钻到被窝里脸朝墙躺好。家里地方小，真是没有任何隐私可言，徐宁玉不由得怀念起自己整洁的单身公寓。

  想到房子，他忽然记起来一件事，可以说是上辈子生的。

  大概是九八年前后，父亲准备在县城盖的小区买房，毕竟家里孩子越来越大了，两居室住着实在不方便。王梅的弟弟突然来说他做生意急需一钱周转，下个月就还，给利息，把家里存款借去了大半。

  结果没几天就传出，王梅他弟卷了钱跑路了，受害人不止他们一家，后来十几年都没找到人。父亲气得差点住院，钱不够，只好在西桥镇上买的房。

  在徐宁玉重生前，西桥煤矿因为过生产年限，早已经关停。矿区废弃了，整个镇子也没有展起来，镇上小区最后差不多只剩一些老人在住，有条件的都搬去了县城和市区。镇上的房子几千块也卖不出去，而县城的房价早都涨到了六七千一平。每次想起这事，徐建兵都要生会儿闷气。

  要预防的事有点多，徐宁玉把这件事也记在心里。现在，他只想找个机会在卧室中间拉条帘子。

  隔壁屋，王梅压低了声音，有点委屈地问徐建兵：“是不是小玉不喜欢我，怎么我一来他就要换屋子住？”

  “小玉才两岁，能知道什么。就是舍不得他姐，今天他姐带了他一天。”徐建兵不在意地说。

  王梅也不觉得两岁小孩能懂什么，但不妨碍她装出副受伤的模样。后娘难做啊，男娃小，不懂事，可那小丫头八、九岁了，是会告状的，逮着机会就得提前在徐建兵面前下点眼药。王梅欲言又止：“那，不会是小馨教他的吧？是不是怕我跟她弟亲？”

  徐建兵皱了皱眉头：“小馨那孩子很乖，应该不会。”语气没那么肯定了。

  “应该是我想多了。”王梅笑笑，不再追问，转而小声说起别的事。有时候话不说透，效果可能更好。

  徐建兵这是二婚，没有婚假，他趁着星期天办的席，又请了三天事假。这时候国家还是一周六天工作制，学校也要上六天课。矿上事假要扣工资，每个月事假过十天工资差不多就扣完了，没人舍得多请。

  第二天，他就赶紧带着王梅去矿上开证明，再去镇上打结婚证，接着跑各种手续，最重要的是把王梅的户口转过来。

  这个时候国家还是实行计划经济，城里每人每月能凭户口领二十多斤粮票，还有数额不一的油票、肉票等等。小孩的份额减半，工人除了工资，还有有额外的补贴。

  一开始国家管控很严，到了现在八十年代中期，已经逐渐放开，没有粮票也能买到很多东西。但是这会儿拿粮票买米只要一毛多一斤，没有粮票至少要四毛，差得不是一星半点，所以城市户口依旧很金贵。

  徐建兵和王梅要出门办事，徐馨宁一早也要去上学。国家从今年才开始实行义务教育，这之前有些家庭都不让孩子上学，尤其是女孩，至多念个一两年，不当个睁眼瞎就要回家干家务，带弟弟。徐宁玉生母是老师，重视教育，徐馨宁一到年龄就去入学了。

  家里没有大人，徐建兵只好继续拜托隔壁邻居照看一下儿子。徐宁玉一向乖巧，不需要费神看着，回头还能得一份谢礼，邻居大姐答应得很爽快。

  徐家在二楼，家里人都下楼了，徐宁玉也来到走廊，透过石栏杆的缝隙注视着楼下。

  徐建兵骑在一辆二八大杠上。这是八十年代流行的自行车样式，黑色的车身比较高，车把手和车座中间有一条长长的车梁，就是俗称的“大杠”。这种自行车看起来很粗笨，但十分坚固耐用。

  徐建兵把徐馨宁抱到大杠上侧身坐着，王梅也坐到了后座，三个人就这样保持严重载的状态出了。这时候一辆自行车坐三个人很常见，车后座再加个人都是常有的事。

  目送他们离开，徐宁玉四下里看了看。楼道里堆着各种杂物，落满了灰尘，又脏又乱。远处家属区也没什么绿化可言，实在没什么可看的，他走路还不太稳当，暂时没有出去，又慢腾腾地回屋了。

  徐建兵拜托的邻居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工人家属，姓蒋，一个性格热情很爱揽事的大姐。徐建兵喊她大姐，到徐宁玉这就要叫婶子了。